【媒體】死刑案件應實施強制性律師介入
發布日期：2006-04-24 閱讀次數：
來源：法制早報 2006年04月23日 摘編：段 煉
律師、教授上書最高人民法院建議
□本報記者 朱雨晨
“從源頭上的偵查、審查起訴階段到最后把關的死刑復核程序，都必須通知面臨死刑者的家屬委托律師或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師。違反此項規定一律視為程序違法。”2006年4月11日，在一份公民建議書中，北京中業律師事務所的李方平律師提出：死刑案件實施強制性的律師介入。
這份由他和北京理工大學胡星斗教授聯名提交的公民建議書，是對改革死刑適用制度的建議，除了實施強制性的律師介入之外，他們認為還應確立更為嚴格的死刑案件證據標準，以及盡快編纂具有約束力的死刑判例匯編。
他們說，死刑案件證據必須確鑿無疑，對于不能排除合理懷疑、不能達到道德上完全信服的疑案，絕對不能對犯罪嫌疑人判處和復核死刑。此外，應盡快編纂具有約束力的死刑判例匯編，尤其需要收入改判的典型案例，統一死刑適用的最低門檻，條件成熟時在網上公布所有死刑的判決書，接受社會各界的輿論監督。對于不比照死刑判例任意判處死刑的地方法院要啟動錯案追究機制。
“生命一經剝奪就徹底地無法挽回。”李方平說，人一旦犯了錯誠心道歉可以得到諒解，但是生命不會再有第二次，因此，死刑復核權的收回正是出于對生命的敬畏、對人類文明的景仰，并且能夠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遍價值。他認為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要達到上述價值目標，就應該確實改革死刑的適用制度。
死刑復核適用制度引爭議
近年來，死刑復核一直是社會關注的一個熱點法律問題。湖北佘祥林殺妻冤案集中暴露了司法實踐中的刑事訴訟制度的理念錯位問題，引起了繼孫志剛事件后的又一次法律大反思的浪潮，也再一次吹響了司法制度改革特別是死刑適用制度改革的號角。死刑復核權應由最高法院收回的呼聲也越來越大。
可喜的是，我們可以清晰看到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的腳步。最高法院領導人的表態，由此引發的社會大討論，各種方案的出臺，從各地選派的優秀法官的培訓已經到位……這一切，都表明，收回死刑復核權的實現離我們越來越近。
但是對于死刑復核收回后的形式等問題一直都處于爭議之中，有的學者建議設立三審制度，檢察院和律師都應介入死刑復核，這樣才有利于檢察院行使其追訴權，有利于律師行使其辯護權，歸根到底有利于維護每一個當事人的權益。
反方的觀點則認為，死刑案件經一審、二審后，案件事實和證據都經過了審查和認定，控辯雙方的觀點和意見都進行了陳述并記錄在卷，案卷材料都報送到了最高法院，因此，復核庭通過審查判斷下級法院移送的案卷及其他材料，必要時再提審被告人，就可以對絕大多數案件做出核準或者不核準的決定。他們認為這樣做既有利于查明有疑問的事實，又符合訴訟經濟的原則。
律師應從最初就強制介入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李方平他們提交了公民建議書。他們說，在實踐中，可能被追究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事實上沒有得到有效的律師幫助。
雖然早在2001年5月17日，司法部、公安部就發布了《關于在刑事訴訟活動中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聯合通知》，該通知第一條規定：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刑事案件，在對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在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時，對因經濟困難無力聘請律師的，可以告知其向當地的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但是，該通知一直未得到實際履行。例如，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是2004年才第一次接受類似的申請，為時年16歲的李某在偵查階段提供了法律援助。在首都北京，刑事偵查階段的法律援助尚且如此艱難，全國各地的落實情況就可想而知了。
因為近年來冤案頻發，偵查、審查起訴階段的律師缺位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質疑。為此，2005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家聯合發布了《關于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其第四條規定將原先的“可以告知”也拔高表述為“應當告知”。但是，據了解，目前該《規定》仍然是紙上具文，在全國各地沒有得到切實的執行。
李方平認為死刑冤案的普遍特點是“刑訊逼供”，如果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沒有強制性的律師介入，那么可能面臨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如何才能得到法律咨詢的幫助，如何能夠就遭遇“刑訊逼供”的情況請求律師代為申訴、控告呢？
“朱占平小道”被封死
李方平與胡星斗認為目前死刑復核程序屬于完全封閉的內部審批程序，律師的無從介入直接影響到面臨死刑者無法獲得最后的司法救濟。
2002年轟動一時的最高法院“刀下留人”案：陜西律師朱占平為死刑復核階段的死刑犯董偉進行申訴時，是以買《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為借口“混”進了高法大門，找到刑一庭辦公室再向李武清副庭長陳訴冤情。該案雖未改判，可是引發了社會各界對死刑復核程序的第一次強烈質疑。事后，最高法院將《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外賣窗口遷出大院，備受爭議的“朱占平小道”也被封死。可見在現有法律條件下，律師即便接受了死刑復核案件的委托，如果沒有法院的內部關系，受托律師也找不到正式合法的渠道反映案情，無從了解死刑核準的具體操作，更無法提交無罪、輕罪的證據。
所以，李方平他們認為死刑復核程序確有實行強制性的律師介入的必要，律師理應作為私權利的忠實代表與公權力一道把守公平和正義的最后關口。法律界普遍認同“公民權利最好的看守者是他自己”，“律師權利是公民權利的延伸”。李方平說，一個面臨死刑的人，已是腳鐐手銬在身，如果得不到律師的幫助，最后的司法救濟顯然只會流于形式。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瑞華日前在相關的論壇發表演講時也強調：“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該充分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即使不開庭，也應當充分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讓辯護律師能夠給負責死刑復核案件的合議庭法官遞交正式的辯護意見書。法院不能關起門來對死刑案件進行復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