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大學生活回眸
發布日期：2003-12-12 閱讀次數：
我是北京工業學院５８級學生，１９６３年畢業分配到空軍，轉眼離校４０年了，現已退休清閑下來了，但是腦袋瓜子仍不能休息，過去經歷的事總象放電影一樣反復的重映。在學校的那短暫五年時光是整部“影片”中的一集，精彩片段節錄如下：
一、“團結互助，積極上進”的班集體
入學時我被分在第二機械系引信專業４５８２班干部，我們班有４０多人。這個班有四個特點：成員——高中畢業生（以下稱：普通生）和調干生各占一半；年齡——大小相差十多歲；政治——共產黨黨員近二十人，入學伊始黨支部就建在了班上；文化基礎——普通生和調干生文化基礎存在明顯的差異，調干生原來的學歷不同，有的只有小學程度，后來經短短的四年速成中學教育突擊學完高中課程，知識掌握的并不牢靠。雖然五年中我們兩次改變專業，最后畢業時的２１５８２班只有２４人，但是班上的成員結構沒有太大變化。
我們班的班風可以概括為：“團結互助，積極上進”八個字，在學校的五年時間里，我們就是學習、生活在這樣一個集體中。
開學后，從教室安排座位開始，同學就結成了“一幫一”的對子。學習上，普通生幫助調干生加深理解課堂老師講授的內容，一起完成作業。特別是教育前系統復習功課時，這樣的幫學活動隨處可見，兩位課代表（女同學）黃其賢、宋淑慧就更忙了，簡直成了“助教”，經常給幾個調干生解答疑難問題。調干生都有過或長或短的工作經歷，象我們班的先后兩任黨支部書記王靜、王哲同志，她（他）倆都是四幾年的老黨員，入學前已經是科、處級干部了。調干生在政治上成熟，看問題全面，處理問題冷靜，他們象大哥哥、大姐姐一樣在政治思想上幫助普通生進步，在生活上體貼、關心普通生。調干生的強烈學習愿望，刻苦學習精神，堅韌不拔的學習態度，深深地打動、教育著普通生。因此在這樣的環境中，普通生學習更加努力，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在校期間許多普通生加入了黨組織。在校時同學關系密切，畢業后不少同學還保持聯系，４０年后的今天同學們仍懷念著這個班集體。
二、我們普幾次參加閱兵，接受毛主席檢閱
１９５８年８月底，我們剛入學正趕上臺海局勢緊張，“北京工業學院特種民兵師”宣告成立了，院長魏思文任師文、黨委書記劉雪初任政委。成立儀式在大操場隆重舉行，火炮、機關槍和坦克在主席臺兩側擺開，民兵身著白襯衣、藍褲子，按系整齊地排列在操場上。首先，師長、政委乘敞蓬吉普車沿著操場跑道繞場一周進行檢閱，回到主席臺上后，師長魏思文同志發表講話，然后進行分列式，一隊隊民兵邁著正步從主席臺前通過。莊嚴的場面、整齊的隊伍是我第一次親身經歷，通過這個儀式我感到：這是一堂生動的入學教育課，我們這些未來的國防工程師將肩負起國防現代化，肩負起解放臺灣的重任。
從１９５８年國慶開始，在通過天安門的游行隊伍中出現了“首都民兵師”方陣，其中總少不了我校民兵方隊。因此，每年暑假開學后的九月份，幾乎每天用半天時間進行隊列訓練，其間還安排兩次深夜到天安門預演。我記得每次方隊的領隊都是二系副書記白志忠同志，他是１９５８年和我們一起到學校的，那時他還身著軍衣，佩帶著空國大尉肩章。在訓練中他要求非常嚴格，耐心反復地人大家講要領：站立時要“三挺一瞪”；行走時要“仰頭、挺胸、靜聽大鼓聲”；通過天安門時不準目視天安門城樓上的中央領導同志，而要保持隊列整齊，這些要求至今難忘。九月的天氣仍然很熱，頭頂烈日、汗濕衣衫，下操后上樓抬腿都感到困難，在艱苦、勞累的訓練中沒有人退卻。這使我得到了鍛煉，我參軍后４０年的軍旅生涯中也未再經受那樣強度的隊列訓練。
“十一”那天早晨四點鐘起床，已有寒意之感，不得不在白襯衣內加件絨衣。但是等到我們十一點鐘通過天安門時又熱了起來，記得第一次受閱走到天安門廣場時我已汗流浹背，到東華表開始正步走，用力振動我的眼鏡順著汗水沿著鼻梁下滑，為了不影響整齊，不敢用手托扶眼鏡，我只好稍微仰著頭，才避免眼鏡滑下。參加受閱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首長的檢閱，我們確實感到幸運和幸福。五年里我到底幾次這樣走過天安門記不太準了，因為開始時好象“五一”也是樣游行過，反正每次都少不了我。按拿武器來計算；扛步槍、六○迫擊炮、火箭發射筒各兩次。
三、轟轟烈烈的火紅年代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是我國轟轟烈烈的火紅年代，是高舉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年代，所以社會活動多、新鮮事多。
蓋豬圈——在校園的西邊，位置好象在現在游泳池南側，由我們二系新生用磚在平地上蓋起一排排整齊的豬圈，好在我們中間有個別調干生曾經是建筑工人出身，我只配當小工、壯工，送磚、和泥都可以，反正不偷懶。
大煉鋼鐵——當時黨中央提出“十五年內趕上并超過英國”，“１９５８年我國鋼產量要達到１０７０萬噸”的奮斗目標。全國城市、農村都動員起來，土法上馬大煉鋼鐵。那時我們上午上課，下午和夜里煉鋼。我們系各班的“小炒爐”設在現“求實樓”那個位置。同學各有分工：供料——運來廢鐵，由于當時農民都集中食堂用餐了，因此原料中有收來的鐵鍋；煉鋼——現修爐灶、制作風箱。方法：用杠鈴在地上鑿個圓球形的坑，然后在坑中放入鐵、焦碳，蓋上耐火磚，手拉風箱做鼓風機，燒到某種程序用鋼扦（炒）攪拌，然后取出火紅的鐵渣放在鐵臼中，用杠鈴砸在一起，這樣就算走完工藝過程，具體是不是鋼？還需再化驗，外表看起來好象是“豆腐渣”；宣傳鼓動——把好人好事編成快板書、還作些打油詩、順口溜等，在煉鋼現場宣傳鼓動，我被分到這一組。
共產主義——１９５８年秋，全國大辦公社，報紙上天天有驚人的消息，如：一畝地收幾十萬斤稻米；大白菜上面可以站人，這樣的“衛星”一個比一個大，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再有河北省徐水縣宣布進入共產主義。這股浮夸風、共產風同樣也吹到了學校，當時５６級的一個班也進入了共產主義，大家的錢、衣服放在一起共用，后來不知道家里還寄錢否？又是如何收的場？
參加科研生產——第一學期考試后、放寒假前，我們又在系工廠參加了科研生產，研制“電子管測量儀”，好象是仿照德國產品。我們在高年級同學指導下，分別承擔壓塑料面板、下線綁扎電纜、焊接、檢查測量等項工作。沒等正式產品生產出來就放寒假了，我們退出工作。
植樹——我們班兩次到門頭溝區三家店的山上去植樹，每次兩個星期。山上光向禿禿的，土少、石頭多，山上干旱，種的樹很難成活。在山上種樹要挖“魚鱗坑”、“水平條”，可使雨水多保存些。每天只上午干活，下午天太熱只好休息，可以到永定河中洗洗澡。因為我是班里的生活委員，在山上為大家做后勤保障，主要是協助炊事員師傅盡量搞好伙食、還幫助買糧、買菜等，所以沒直接參加植樹活動。
四、共渡三年經濟困難關
１９６０~１９６３年在新中國的歷史上稱之為“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正好叫我們趕上了，困難到什么程度，跟現在的年輕人講他們不太相信，但是每次見到浪費糧食現象時，我總不免回憶起那時挨餓的情況。
造成當時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蘇關系破裂，蘇聯逼我國還債是主要原因：１９５８年大躍進中的浮夸風、共產風，所造成的損失和浪費也是重要因素。當時我們學校的伙食太棒了，食堂夜餐吃的肉絲炒飯敞開供應，盛炒飯的笸籮滲下的油流一地。為什么要提這一段，因為它與后來的生活相比反差太大了。
１９６０年上半年，食堂里吃過很長一段時間米和土豆做成的混合飯，好在還不定量，仍然敞開吃。但是到了下半年，情況急轉直下，開始調整每個人的糧食定量，個別飯量大的每月３５斤定量，飯量中等每月３０斤定量，飯量小的每月只２７斤，在用餐上兩兩計較，嚴格按照定量。現在看定量不算少，可當時缺肉少油，肚子里一點油水沒有，在那時多數同學能一餐吃一斤饅頭。營養不良造成一些同學身體浮腫，學校每月供應浮腫同學２斤黃豆。個別同學還得了肝炎而休學。那年冬天為保持同學體力，每天下午黨團組織動員同學們回宿舍休息，以免用功消耗體力過度。學校在伙食上想了很多辦法：為增加肉食，從新疆搞來黃羊；為解決餐具的清洗，從青海運來礦物堿面；組織同學挖野菜，到四季青公社食堂周圍揀菜幫子；學校食堂做“雙蒸窩頭”——先把玉米面蒸一次，然后制成窩頭再蒸一次，讓玉米面兩次吸收水份，蒸出的窩頭體積是原來的１．５倍。這樣可以滿足用餐者的眼睛，但是欺騙了用餐者的肚子。下面再講幾件記憶深刻的事：
１９６０年秋季開學，學校專業大調整，我們班的一半人改學導彈電氣專業，那個學期劃歸一系領導。為迎接來年元旦，１２月３１日晚飯組織會餐，把每人的一個月全部定量的半斤肉作成十個菜，菜已擺上桌，大家圍站（那時食堂沒座位）在桌子周圍，靜聽一系總支書記朱前標長篇致辭，而菜早就冰涼透了。
為防個別人在飯票上造假，我參加過一系領導召開的專題討論會，一直開到深夜，最后也沒有研究出更好的辦法。我記得當時會上某領導提出沖壓金屬飯票，因為一系有沖床。
１９６１年暑假前，我們自動控制系（二系）的三個班（６０～７０人）到北京電機總廠（在朝陽區大山子）進行工藝實習十天，我再現后勤保障工作，預先與工廠食堂科聯系，他們要求我們帶蔬菜供應關系，以及十天定量的物品交給他們。為此，我到紫竹院附近的三虎橋蔬菜供應站辦關系，還親自用盆端上芝麻醬，挎包里裝上糖和食用堿面，肩上扛著一面袋清洗餐具用的礦物堿面。從學校門前乘３３２路汽車到白石橋，換１０７路無軌電車到東直門，再換東—酒路無軌電車到大山子，下車后還要走一段路才能到工廠，實習期間不止跑了一次。７月炎熱的天氣，搞的我汗流浹背，狼狽像可想而知，我又能有多少時間專心地實習呢。
五、排演現代京劇“降伏銼王”
１９６０年，我們班在校工廠實習，正趕上大搞技術革命，鉗工車間的師傅提出研制鋸床、銼床、電動刮刀等項目，我們也就利用所學知識參加其中工作，畫出的圖紙，很快就能加工出零件，這樣“真刀真槍”的干，激發起同學們的更大積極性。實習后我們班在楊錫光同志的組織下編排了現代京劇“降伏銼王”。大意是：同學在鉗工車間與工人師傅結合，大搞鉗工機械化改革，克服種種困難，制造出鉗工用的機床。這出戲經系里選拔，參加了學校的文藝匯演，后來還到地質學院演出過，當時觀眾反映：形式新穎，思想性、藝術性都是不錯的。
最近的在我們班同學的一次聚會上談起此事，曾慶紅同志發表感想說（大意）：當時我們還真有點創新意識，那時就搞起現代京劇了，而全國現代京劇匯演是在１９６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