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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學百年黨史、知紅色校史。為慶祝建黨百年，推動廣大黨員干部師生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北京理工大學黨委宣傳部精心策劃，組織力量，聚焦為黨和國家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師生校友，推出“足跡”系列專題報道，通過學習身邊的榜樣楷模，教育師生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

本期推出化學家、教育家，原自然科學院院長陳康白先生的專題報道。陳康白在民族危難之際，毅然回國投身革命，心懷“國之大者”，書寫了一名“紅色科學家”為國分憂、為國解難、為國盡責的人生華章。11月29日，《光明日報》“光明學人”欄目整版刊載了由我校撰寫的專題報道。

陳康白（1903-1981），湖南長沙人。曾用名陳運煌。化學家、教育家。1927年畢業于廈門大學，后在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教，北京大學理學院研究員。1932年受邀請赴德國哥廷根大學研究院研究有機化學。1937年回國赴延安參加革命，曾任中央軍事委員會軍工局技術處處長，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副院長。1944年任自然科學院（今北京理工大學）院長。解放戰爭中，歷任東北聯軍軍工部總工程師、東北經濟委員會委員兼計劃處副處長、東北財經委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重工業處處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長，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秘書長，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哲學教研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文教辦公室、農業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參事。曾任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今中國科協）副主席。

“在延安的時候，徐特立院長就講過，政治要同自然科學結合起來。我們去請毛主席講話，他講的就是自然科學應該同社會科學相結合，一結合就可以為革命服務了……我要對你們所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賀！”1980年6月14日，時任國務院參事的陳康白參加了北京工業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前身）四十周年校慶活動，看到自己親手參與創建的學校，從革命圣地延安一路走來，發展成為培養科技人才的重要基地，陳康白感慨萬千。

1940年，自然科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前身）在革命圣地延安誕生，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學，開啟了黨創建和領導中國特色高等教育的“紅色育人路”。延安自然科學院的使命是培養“革命通人、業務專家”，作為創建這所大學的四位老院長之一，“紅色科學家”陳康白，正是從“業務專家”成長為“革命通人”的。

輾轉求學：走上“科教報國”之路

陳康白（右）與恩師徐特立（左）

陳康白原名陳運煌，1903年出生在湖南長沙縣麻林橋鄉，父親陳淡園是私塾教師，在當地頗有名氣。陳康白自幼隨父親讀私塾，作為家中長子，他聰穎好學，性情堅韌而執著，上進心強，還練得一身好武藝。1916年，陳康白考入長沙縣立師范學校，成為父親的摯友、著名教育家徐特立的學生。從此，徐特立成為影響陳康白一生的恩師。

20世紀初，徐特立懷揣教育救國的思想，在湖南積極興辦教育，不但傳授知識，也向學生傳授做人的信念和追求。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徐特立更是與青年學生一起追求民主與科學，積極參與反帝反封建運動。在長沙縣立師范學校，陳康白開始了解中國社會，開始為民族而思考，開始懂得了青年人身上的責任，逐漸認識到科技與教育對民族解放和國家振興的巨大作用，這是他一生追求“科教救國”的起點。

1922年，陳康白遠赴上海，進入滬江大學化學專業學習。滬江大學是一所美國人開辦的教會大學，擁有當時先進的科研條件。陳康白在這里系統學習了化學方面的基礎知識，為他一生的化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然而，貧弱的中國難以放下愛國青年的書桌。經受過“五四運動”的思想洗禮，陳康白已經成為一名具有強烈愛國思想的進步青年，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積極參與各類反帝學生運動，為校方所不容。1925年，學習成績優異的陳康白被勒令退學，不得不返回長沙。正是在這一年夏天，失學返鄉的陳康白再次見到了留法歸來的徐特立。徐特立充分肯定了陳康白的愛國思想，堅信他將來一定會有大作為，推薦他到廈門大學繼續讀書。

1925年夏季，陳康白進入廈門大學學習。在這里，他沒有辜負徐特立的厚望，刻苦學習，成績出眾。同時，陳康白并未放棄自己對于振興國家的思考，他從西方工業革命的實踐中，看到了科技的巨大力量，“科教報國”的信念愈發堅定，并開始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實踐探索。

20世紀初，廈門鼓浪嶼淪為公共租界，在多雨高溫的夏季，城市常常暴發流行病。正在學習生化知識的陳康白敏銳地意識到，疾病的暴發很可能與當地居民打井取水導致飲用水污染有關。他頂著酷暑，帶著瓶瓶罐罐，走遍鼓浪嶼各個角落采集水樣，甚至還采集了周邊海域海水的水樣。陳康白在學校實驗室對水樣進行細菌培養和化學分析。經過化驗，陳康白發現鼓浪嶼的居民飲用水確實存在細菌超標和雜質過多問題，會嚴重影響人們的身體健康。科學的檢驗結果，讓陳康白信心滿滿，他向租界當局提出建議，希望改善城市居民的飲水問題。但是，租界管理者對百姓健康漠不關心，陳康白的研究結論不僅未被采納，甚至還遭到嘲笑。這樣的“冷遇”，令陳康白倍受打擊，他認識到，不改變落后腐敗的社會，“科教報國”只能是空想。

1927年，學業優異的陳康白畢業留校任教，開始了自己的學術生涯。短短兩年時間，陳康白就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在國內的化學研究領域小有名氣。1929年，陳康白受邀到浙江大學文理學院化學系工作，得到了更多國際學術交流的機會。

1930年，陳康白又受聘到北京大學理學院工業研究室任研究員，他的學術研究水平不斷提升，成果豐碩，發表了許多高水平的研究論文。192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德國哥廷根大學教授阿道夫·溫道斯不僅對陳康白的研究水平大為贊揚，還力邀陳康白到哥廷根大學講學交流。消息傳到國內，引發學術界震動。

1933年，陳康白通過考試，獲得了公費資格，到德國哥廷根大學化學研究院做研究員，并在阿道夫·溫道斯的直接指導下工作。哥廷根大學為陳康白提供了很好的科研條件，安排了實驗室，配備了助手，并專門出資安排陳康白的妻子到德國生活。

奔赴延安：解鹽荒促生產

20世紀40年代初延安自然科學院全貌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遠在德國的陳康白為自己的祖國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心急如焚，他決定放棄國外優渥的工作生活條件，立即回國投身抗戰。1937年10月，陳康白回到國內，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讓陳康白未能實現報國的志向。在失落與迷茫時，陳康白恰巧聽說恩師徐特立正在長沙的八路軍駐湘辦事處工作，他隨即趕去拜見老師。這次師生相見，徹底改變了陳康白的人生軌跡。

徐特立為陳康白毅然回國抗戰感到萬分欣慰，并結合自己的革命經歷，為陳康白指出了光明的方向——到延安去，投奔中國共產黨。徐特立的教誨，點燃了陳康白思想的火種，他下定決心要跟隨共產黨去實現自己報效祖國的理想。1937年12月，陳康白來到延安。作為一位海外歸國的知名科學家，陳康白的到來不僅在延安引起了轟動，也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毛澤東主席親切接見了陳康白。“我可以給你兩萬元，請你看是不是有什么事可以干。還有一個小小兵工廠和一個破爛油廠請你去看看，是不是可以利用。”毛澤東主席與陳康白第一次見面，就慷慨的提出要支持這位延安“最大科學家”一筆巨款。當時，一名八路軍戰士一個月的津貼只有一塊五角錢。

中國共產黨給邊區帶來的全新氣象，讓陳康白更加堅定了自己的選擇，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邊區的經濟建設和科教事業之中，逐漸確立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在延安，陳康白先是擔任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軍工局技術處處長，對邊區的石油資源、手工業、軍事工業、鹽業、農業、地質、冶煉等多方面進行了詳細的科學調研。1939年2月，陳康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9年4月，按照中央要求，陳康白作為籌委會主任，成功舉辦了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工業展覽會，極大地促進了邊區的經濟建設，為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作出重要貢獻。1939年5月，為了解決“大生產”運動中遇到的科技難題，陳康白又受命擔任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籌備組組長，組建起陜甘寧邊區第一個專門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機構，并擔任副院長。自然科學研究院成立之初，條件十分艱苦，但在陳康白等人的努力下，迅速匯集了邊區20余位優秀的科技人才投入到經濟生產中，發揮了顯著作用。

1940年8月，中央委派陳康白兼任三邊鹽業處的處長，讓他在最短時間內解決邊區“鹽荒”問題。陜甘寧邊區的三邊分區以產鹽而聞名，是國內主要鹽產區之一，三邊的鹽稅收入甚至占到邊區財政總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當時，三邊分區“靠天”采鹽，每年六七月份的雨后10天左右，鹽池中溶解了鹽的雨水被曬干結塊，鹽農打碎鹽塊堆成鹽堆。然而，1940年的夏秋卻陰雨不斷，不僅沖走了鹽堆，鹽池內的積水也無法蒸發，導致“鹽荒”，邊區經濟出現了極大困難。

臨危受命的陳康白隨即帶隊投入到這場“生產戰役”之中。經過科學分析，陳康白等人發現三邊分區的鹽是因為古代海洋枯竭后，鹽在低洼地帶沉積而成。在深入群眾調研時，鹽農提到的“海眼”引發了他的關注。通過勘測，陳康白找到了幾處“海眼”，經過仔細觀察分析，他發現“海眼”就是鹽殼下水汽沖開沙子形成的“出氣孔”。陳康白用木桿進行了探測，發現“海眼”不僅深不見底，而且鹽濃度極高。他馬上組織人力把“海眼”挖成水井大小，又修建了一批標準化的鹽田，取鹵水倒進鹽田，經過曬制獲得了高品質的精鹽。

全新的生產方式，不僅克服了天氣的影響，而且鹽的產量和質量都得到大幅提高。此后，全新的打鹽方法迅速在三邊推廣開來，邊區鹽產量提高了近10倍，極大地緩解了邊區的財政困難。陳康白的工作得到黨中央的充分肯定，有力支持了黨領導的抗戰工作。在黨的領導下，陳康白用自然科學服務邊區建設、服務抗戰，成為一名名副其實的“紅色科學家”。

教書育人：在抗戰烽火中堅守

1940年3月15日，時任院長李富春寫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報告

“書記處諸同志：

……自然科學研究院改為自然科學院，并以吳老為院長，陳康白為副院長……

富春，三月十五日”

北理工校史館“延安廳”展示著這樣一份堪稱“鎮館之寶”的文件，薄薄的紙上字字千鈞。1940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成立自然科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前身），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學光榮誕生。陳康白正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和創造者之一。

1939年12月，黨中央責成當時的中央財經部召開自然科學討論會，陳康白是這次會議的主要組織者。會議氣氛熱烈，與會者不僅討論了邊區的生產經濟問題，還針對邊區科技人才嚴重匱乏的問題，紛紛建議黨中央在邊區創辦高校，把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改為自然科學院，用以培養黨自己的科技人才，并建議成立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團結廣大科學技術人員為建設抗日根據地服務，并更多地爭取國民黨統治區科技人員到根據地來工作”。這兩項建議得到了黨中央的批準和支持，陳康白成為這兩項任務的主要執行者。

1940年年初，在中央和邊區政府領導下，陳康白與屈伯川等人開始籌備成立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1940年2月5日，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大會在八路軍大禮堂隆重召開，陳康白作為大會主席團主席致開幕詞，毛澤東、陳云等到會講話。自然科學研究會對于推動陜甘寧地區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而積極的作用，也為新中國科學技術組織的發展提供了有益借鑒。

在籌備成立自然科學研究會的同時，陳康白更加積極地投入到自然科學院的籌建工作之中。他不僅協助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兼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副部長、自然科學院院長的李富春確定了學院的領導人員，還帶領大家克服困難，依靠中央、邊區政府的大力支持，逐一落實辦學創校關鍵的場地、經費和師資等問題。到了1940年5月左右，自然科學院的校園已經初具規模，建成了窯洞50多個，平房30多間，修建了食堂、開水房，還打了水井，學校的基本生活設施已經齊備，來自各方的師生員工也逐漸匯集增多。大家一起動手，為開學做著各項準備。此時還沒有正式開學，陳康白認為青年人可以先學起來，于是他與學院教育處長屈伯川商量，先給學生們補習文化課。在陳康白的組織下，學院不僅給學生們補習基礎知識，還配備了指導員加強管理。還未開學，瑯瑯讀書聲就回響在自然科學院的校園里。

陳康白（左三）與林伯渠（右一）等勘查自然科學院校址

“本校以培養青年技術人員，協助中國抗戰建國為宗旨，招收參加抗日部隊和邊區失學兒童，以及一般有志于技術工作的男女青年……入學后免收學膳宿及制服費，隨到隨收，分別編班學習。”

1940年7月23日，在邊區發行的《新中華報》上出現了一則《國際工業合作先鋒區（DFE）青年技術學校續招新生啟事》。這所“青年技術學校”，就是籌備中的自然科學院。

在自然科學院籌建過程中，陳康白高度重視生源和經費的問題。當時，李富春向新西蘭友人、“工合”運動領導者之一路易·艾黎募集經費投入自然科學院建設。艾黎建議可以在國際上通過工業合作的名義募款，學校最好具備培養青年人技能的職能，陳康白非常贊同艾黎的建議，經請示中央，給自然科學院增加了一個“青年技術學校”的身份，并在報紙上刊登了啟事。這則啟事影響很大，有效擴大了自然科學院的招生，吸引了一批有志青年到校入學。

隨著學生越來越多，自然科學院的教材、教學儀器等短缺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陳康白決定登報向社會求援。從1940年5月下旬到7月，自然科學院征集科學圖書儀器的啟事頻繁地在報紙上刊登，得到了社會各界積極響應，很多單位和個人積極捐獻圖書、設備，為自然科學院解決了不少困難。陳康白還安排人員到國統區采購教材和儀器設備。國統區的八路軍辦事處、地下黨組織、艾黎的國際“工合”組織和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大同盟”也通過各種途徑幫助學院解決辦學上的困難。1940年9月1日，自然科學院正式開學，并舉行了開學典禮。在各方支持下，自然科學院學生用上了談明的《化學》、達夫的《物理學》和克蘭威爾的《微積分》等英文原版課本。

1940年年底，徐特立接任自然科學院院長。作為副院長，陳康白與自己的恩師一起推動自然科學院深入開展正規化建設，并發揮自己熟悉自然科學教學的優勢，付出了大量心血。這一時期，自然科學院大學部學制由兩年改為三年，并分系組織教學。1941年年初，大學部相繼成立了地礦系、化學系、物理系、生物系，開始培養本科生。高中部改為預科，學制兩年，預科生在兩年后經過考試可升入本科。初中部改為補習班，學制三年，主要學習中學課程。

在抗戰烽火中，延安自然科學院在探索黨創辦和領導中國特色高等教育方面邁出了堅實步伐，在辦學實踐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培養出近500名“革命通人、業務專家”。“1940年9月創辦的延安自然科學院，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開展自然科學教學與研究的專門機構。”在202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中，自然科學院的辦學史載入其中。

南下北上：成就科教報國理想

陳康白在北京理工大學建校四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講話

1944年11月以后，陳康白結束了在自然科學院的工作，離開了延安，參加了王震領導的南下支隊。在南下的日子里，陳康白與將士們一起風餐露宿，打仗行軍。

一個深夜，陳康白看到干部團的年輕戰士們都沖上了前線，他也抽出手槍，帶著作家周立波加入戰斗。天黑加上山路崎嶇，兩個人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前沖，突然兩個鬼子出現在眼前。陳康白眼疾手快，立即開槍，兩個鬼子應聲倒下。

在隆隆炮火中，陳康白作為一名出色的科技干部，先后在新四軍五師軍工部、山東玲瓏金礦、東北聯軍軍工部興山辦事處和東北經濟委員會工作。

1948年11月，遼沈戰役取得全面勝利，東北全境獲得解放。1949年1月，陳康白擔任了東北財經委計劃委員會重工業處處長，盡快恢復東北地區的工業生產，為解放全中國提供有力保障，成為他面臨的首要任務。面對戰后的百廢待興，陳康白將恢復鋼鐵生產作為工作重點，并親自主抓了鞍山鋼鐵廠和本溪鋼鐵廠的生產恢復。

“陳康白到鞍鋼去做恢復生產的工作，當時困難很多，有的技術人員也不是很配合，但是他去了說話就不一樣，他是專家懂得很多，讓別人很佩服，說話有人聽。”陳康白的夫人黎揚在晚年曾這樣回憶丈夫在恢復鞍鋼生產時發揮的作用。那時，陳康白還通過科學調研，為東北地區銅業生產作出指導規劃，全面提升了東北地區銅的產量。

“科學在中國是受著幾千年的封建制度、近百年的帝國主義和近二十年的官僚資本重重束縛的。今天，解放戰爭的輝煌戰果已經基本摧毀了這種束縛，開辟了適宜科學生長的園地……如何奠定中國的物質經濟基礎，使中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首先要全國科學工作者來共同努力。”1949年7月2日，參加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簡稱科代會）籌備會的委員們，專門組織了一次以東北工業為主題的座談會，陳康白在會上做了主旨發言。

1949年六、七月間，首屆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科代會）籌備會在北平舉行，陳康白作為東北自然科學研究會代表參與科代會的籌備，并成為籌備會35名常務委員會委員之一。1950年8月18日，新中國首屆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在北京開幕，陳康白不僅為會議的籌備做了大量工作，還與時任重工業部副部長的劉鼎共同起草了大會《工業部門報告》。在本次大會上，決定成立“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簡稱全國科聯）和“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簡稱全國科普），這“兩會”也是今天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前身。在這次大會上，陳康白當選為全國科聯副主席。

1951年6月，中央任命陳康白為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此后，他先后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成員、秘書長，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哲學教研室副主任兼自然辯證法班主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文教辦副主任、農辦副主任。1979年6月，陳康白受聘國務院參事。年逾古稀的他仍然親自到黑龍江、吉林、內蒙古等地考察調研，結合自己多年來在科教和工業系統工作的經驗，向中央提出了很多重要建議。1981年7月31日，陳康白逝世。

在積貧積弱的舊中國，陳康白心懷“科教報國”的理想，潛心治學，終成科學大家。在民族危難之際，陳康白毅然回國投身革命，在延河之畔成長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他心懷“國之大者”，書寫了一名“紅色科學家”為國分憂、為國解難、為國盡責的人生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