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報】我眼中的蔡毓芳老師
發布日期：2009-05-07 閱讀次數：
供稿：新聞中心 高國慶 編輯：李芬
〖第747期〗
尼采說，“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未見到蔡毓芳老師之前，先讀到的是她在1995年12月25日第532期校報上題為《我喜歡臘梅》（詳見學校新聞網人物風采欄目）的文章和她的小說《幸福門的金鑰匙》。坎坷曲折、跌宕起伏、命運多舛的人生夢魘和她扼住命運咽喉的頑強毅力，形成了理想與現實、厄運與抗爭的巨大張力，蘊含著作者對人生命運的深刻思考。
今年73歲高齡的蔡老師是上世紀50年代的大學生，早年抱著服務軍工、報效祖國的滿腔熱忱，于1953年考入我校化工系學習，并于1958年畢業留校任教。不幸的是，在風華正茂之時，由于實驗事故卻不得不面對截肢的殘酷命運。中年之時，丈夫又永遠地離開了她。人生之不幸乃文學之大幸。蔡老師的人生是不幸的，但這不幸乃是她的文學的大幸。蔡老師說，“當我風華正茂時，就遭遇到了直落谷底的致命一擊。厄運降臨后，我除了竭盡全力重新奮起外，對解讀命運真諦，也產生了不同尋常的興趣。幾十年來，我一直在尋找答案。”（小說《幸福門的金鑰匙》的序言）命運真諦的答案是什么呢？蔡老師的回答不是彼岸的關于人生終極意義的思索，而是在關注此岸的實實在在的現實生活。她認為，好的小說應該如俄國文學批評家車爾尼)夫斯基所言：優秀的文學作品，應該成為“人的教科書”。對童年經歷、對人生觀、對價值觀形成動因的關照，對情愛的反思，對人生不幸的體悟，是作者濃墨重彩加以描寫的，小說的主人公家梅是以作者為原型的，因此豐厚的人生體驗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小說對青年大學生具有特別的指導意義。上世紀50年代的一代大學生和我們“80”后或“90”后的成長環境不同，但遠去的光影如講故事般流淌的時候，那代青年人的苦與樂、愁與思映照著我們。少年意氣的同學、專業選擇的困惑、大學生活的精彩、懵懂的愛情……似曾相識的感動涌上心際，思考也便蔓延開來。
王國維說：“歡愉之詞難工，愁苦之言易巧。”小說的可貴之處在于從女性視角審視生活中的悲歡離合、愛恨情愁、生離死別，以瀕臨死亡的體驗來審視現實生活。小說文筆細膩如張愛玲，是了解女性心理紋理的好文本。
長篇小說是衡量文學家與否的重要標準。原因在于小說體制龐大，難以駕馭。蔡老師從小對文學有著癡迷的愛好，但是對于一個理工科的老師，在晚年去寫一部長篇小說，其難度是可以想象的。她說，自己的標準是諾貝爾獎獲獎作品和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只有這樣，作品才能寫得更好。為了寫《幸福門的金鑰匙》這部小說，蔡老師從1998年開始，用了十年的時間閱讀中外名著和大量文學理論書籍，參加了寫作輔導班，搜集了作品所需的大量素材。好的作品是修改出來的，蔡老師在寫作過程中也可謂“批閱十載，增刪五次”了，不起眼的一段話，可能是她連續幾天夜不能寐、推敲琢磨寫成的。為了使人物形象生動，她從生活中汲取營養，經常上街觀察不同人的外貌特征、穿著打扮；為了使故鄉景物真實動人，她多次到江南小鎮富春江畔，親自感受家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在辦公室見到蔡老師時，她讓我談談對小說的看法。坦誠地說，小說寫得好壞并不能在當下得到評價。因為任何優秀的文學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是經過時代的砥礪和歲月的洗刷而逐漸為人認可的。正因如此，什么是好的文學作品是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任何關于什么是好的文學作品的判斷標準在現實中都遭遇了反對的聲音。我認為，只要抱著關注人生的態度進行創作，其作品就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在一個價值多元化的社會，在一個消弭崇高、解構意義的時代，蔡老師的作品對人生莊嚴感、敬畏感、崇高感的堅守讓人肅然起敬。
悲劇可分為三種，性格悲劇、命運悲劇和社會悲劇。蔡老師的人生經歷如果用悲劇理論來解釋的話，應屬于命運悲劇了。命運悲劇指的是一個人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卻無法逃脫命運的掌心。然而，又不確切，因為蔡老師無論在作品中，還是在生活里，都是以西西弗斯般輕蔑的目光來看待生活，擁抱陽光。我曾疑惑，為什么同是相似的命運，寫《我與地壇》的史鐵生多有愁苦之情，而蔡老師小說的主旨卻似乎在昭示海明威《老人與海》的名言———人可以被毀滅，但卻不能被打敗。后來我明白了。蔡老師懂得用美來裝點生活，用真心、真情、真意的內在美來溫暖別人，即海德格爾的“詩意的棲居”。不幸致殘后，她更加注重自己的內在修養，在生活點點滴滴的細節上下功夫，用燦爛的微笑來贏得生活；丈夫離世后，又自學服裝設計，用五彩絢爛的服裝來渲染生活。
蔡老師在《我喜歡臘梅》中以臘梅自比，“臘梅花比起牡丹花來，沒有雍容華貴之態，更沒有‘國色天香’的美譽；比起荷花來，沒有婷婷玉立之姿，更沒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贊譽；比起桂花來，雖可與之比美，但桂花那沁人心脾的芳香是無法相比的。然而，臘梅花是在嚴冬惡劣氣候條件下開放的，雖迎著寒風和霜)，卻依舊生機勃勃。”我們為北理工臘梅———蔡毓芳老師而感動和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