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日報】別讓大學成為輿論中心說事對象
發布日期：2008-07-07 閱讀次數：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8-07/05/content_247322.htm
作者: 盧文潔 來源: 廣州日報2008年7月5日T3版
1999年，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重大決策出臺。
2002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5％，進入國際公認的大眾化發展階段。
2006年，高等教育招生規模達到540萬人，是1998年的整5倍，在學總規模達到2500萬人，毛入學率22％，總規模先后超過俄羅斯、印度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高等教育改革不僅實現了教育產業的跨越式發展，更重要的一點，它讓30年改革開放的教育成果普惠于民，數以千萬計的青年學子有了可能改變一生命運的機會。
武漢大學原校長 劉道玉
敢于吃螃蟹又不怕鬼
我是最虔誠的改革者
文/記者盧文潔
圖/記者邱偉榮
今年3月22日，劉道玉給武漢大學的學生作了一場“閉門講座”，并宣布自己的三條戒律：一是今后不再給校內外的學生作講座；二是不再接受媒體的采訪；三是不再參加社會活動。這“三戒”源于孔子的“三戒”。
“我已經75歲，是老年人中的一員了，不能期望再做更多的事。但是，我不會消極地休息，將繼續做自己認為的那些最重要的事情。”武漢大學原校長劉道玉從容道出他的“老年宣言”。這名推行自由民主而享“武漢大學的蔡元培”美譽的老校長，已聲明不再接受采訪。在陽光明媚的武大校園，他僅以師生拜會的形式，回眸讓他魂牽夢繞幾十年的中國高教改革。
憶當年親歷:
允許改革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
總結上世紀80年代的教育改革，劉道玉認為主要有四條經驗、兩條教訓可以為今后的改革作為借鑒。
第一，改革必須要由中央領導自上而下倡導、支持和保護改革。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就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大力倡導。當時他說，允許改革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
第二，改革必須要有寬松的環境。如果設置禁區，就是不允許改革；如果不敢沖破禁區，就不是改革者。比如在上世紀80年代我們實行學分制，在經過試點后就普遍推廣了，并沒有經過請示和審批。
第三，改革要有一批帶頭人，他們是敢于吃螃蟹、不怕鬼的人。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改革是承擔著巨大風險。當時武漢大學的改革既面臨上面的壓力，也有來自群眾中的閑言碎語，但我們沒有放棄。
第四，改革必須要抓試點，通過試點取得成功。例如我們推行的學分制，在1980年試點了一年，取得經驗后從1981年鋪開。插班生制度也不例外，首次招收插班生92人，試點成功后才開始擴招。
然而，改革的道路不可避免地伴隨著痛苦和教訓。我認為兩條教訓是要深刻認識的：一是警惕“左”，不消除“左”的思想影響，改革寸步難行。二是要澄清改革和發展的界限，不要以為抓了發展就是進行了改革。
診高教弊病:
中國高教體制是個剝了殼的熟雞蛋
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到了今天，仍有許多問題急需改進。劉道玉認為，改革開放后中國高教立足學習西方，但無論是從大學起源還是人才培養模式上，中西方大學均存在較大差異。
中國高等教育的問題，好比一個剝了殼的熟雞蛋，外白內黃（白色寓意西方，而黃色則是中國的象征）。外形上是西方的，如大學名稱、院系設置、教師職稱、研究生學位等，但內核還有不少是中國古老而傳統的東西，如形式主義、實用主義、平均主義、家族制、近親繁殖等。
先從大學起源上看，中國大學起源和西方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西方大學是學人自發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在英文里“大學”一詞意為學者與教者的共同體。它是純學術研究機構，不受教會和政府干預，獨立、民主、自由是西方大學精髓所在。反觀中國的大學，一開始就是官辦，是政府的附屬品，大學失去了獨立性。而且，大學起初就強調實用主義。1952年的院系調整，照搬蘇聯的一套做法，進一步強化了實用主義。現在高等教育提出為社會經濟服務，也是實用主義的表現。
不是完全否定實用主義，只是太過過于功利化，而削弱了原創性的研究，放棄了長遠的、重大的理論問題研究，這是我國至今沒有人獲得諾貝爾獎、沒有國際認可的學術大師、沒有科學學派和沒有國際一流水平的大學的主要原因。
再從人才培養模式上看，中西方的育人理念也相去甚遠。西方教育是以自然主義教育理念為基礎，實施的是“尚自然、展個性”的“成長”教育，將學生看作一個個自由發展的個體，無論是政府、學校或是家長都不會干預學生的選擇權和發展方向。但中國教育理念是“塑造”，在家里接受父母的塑造，在學校要接受老師的塑造，而各級學校又要按照教育部門的統一模式進行塑造。這就是造成中國大學“千校一面”和“萬人一格”的原因。
論高校擴招:
擴招幅度與經濟增長相近會更好
現在也有人反思說擴招導致教育質量滑坡和大學生就業困難。劉道玉認為，高校擴招是必然趨勢，成績是值得肯定的。但也要思考，擴招的步子可能是太急了一點。
我認為如果按照與經濟增長同步的速度擴招，就能消除不少負面效應。擴招步伐一下跨得太大，高校就容易只看形式不看內容，夸大了規模效應。過去幾年，許多高校紛紛改名、“升級”，明明是一個系，都改成學院，牌子越大越好，學校規模越大越好，建筑和裝修越來越豪華。現在中國的本科生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一。但規模大一定意味著學校水平高嗎？這里我舉一個美國的例子做參考。普林斯頓大學是美國東部13所常春藤大學之一，有意思的是，美國最時髦也被稱為“金飯碗”的三個學院——法學院、商學院、醫學院在該校都沒有。我很欽佩該校女校長雪莉·蒂爾曼的智慧和魄力，她推行極端嚴格的本科生教育和極為學術化的研究生教育，事實證明卓有成效。該校僅有在校本科生4000多名，研究生2600多名，但它卻是全世界最好大學之一。
我覺得假如擴招再推遲3~5年，等到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可以承受擴招的諸多壓力，或者擴招幅度與社會經濟增長幅度比較靠近，效果就會好得多。
劉道玉
1933年生，湖北棗陽人。著名教育家、化學家、社會活動家。
1977年，出任國家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1981年至1988年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是當時重點大學中最年輕的一位校長。他倡導自由民主的校園文化，從教學制度到管理體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學分制、主輔修制、轉學制、插班生制、導師制、貸學金制等，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教育學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論與實踐》、《創造教育概論——知識·智力·創造力》等10多部專著。1985年獲法國總統密特朗最高榮譽勛章，1993年獲英國劍橋名人中心二十世紀勛章。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 楊東平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包辦高等教育
文/記者盧文潔 圖/記者邱偉榮
在教育研究者中，楊東平以言論大膽著稱。楊東平認為，教育公平已越來越成為人們重視的核心價值，這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正面作用——普羅大眾的公平意識已經抬頭，并將隨時日而深化。在北京友誼賓館的咖啡廳里，楊東平接受本報記者專訪。他堅持“高教改革的道路只能往前不斷探索”。
企業對于高教改革的意見不容忽視，作為用人單位，企業對“產品”的質量擁有發言權
廣州日報：您本人怎么看待高等教育過去30年的改革發展？
楊東平：回顧高等教育改革的30年，有兩個比較明顯的發展時期。第一個在上世紀80年代，主要表現在體制改革上，教育體制的改革從上世紀80年代初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末。全面的體制改革從南到北都有典型和代表，導師制、學分制……當時開創并實行的許多新制度到今天還在沿用。
到上世紀90年代下半期特別是90年代末，高等教育在數量和規模上都迎來跨越式發展，國家前所未有地重視教育投入。在高校擴招、高等教育完成規模擴張的同時，并行的還有高校合并、“985工程”等教育發展新舉措。高教的規模發展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高等教育資源不足和人民群眾對上大學渴求”這一矛盾，今天來看，供求矛盾和10年前相比已經大為改變。
今天我們要充分肯定高等教育的成績，然而也要清楚地看到目前高等教育發展的問題。其一是高度集中的行政化、官本位回潮，妨礙了高校的辦學自由、獨立自主。其二是市場運作介入高校辦學的荼毒猶存，許多地方大學成為掙錢的機器。
廣州日報：從政府到民間，對高等教育的走向存在共識：改革還要繼續。那么，您認為下一步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應該是什么呢？
楊東平：反思這30年，我覺得應該繼續進行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但后來被中斷了的教育體制改革。體制才是核心因素。我們應該理順兩個關系：政府和學校的關系，行政和學術的關系。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教育體制改革，改變的是政府權力過度集中的弊病，開始實行校長負責制。它主要解決的是這樣一個問題：高校應該按照教育規律來辦學，而不是由教育部來辦學。但改革進行到今天，我們實際上還是教育部辦學，高校只不過照章辦事。
如今，教育體制改革怎么改？首先政府職能要轉變，在高等教育領域，應當改變教育部辦學的現狀，將辦學自主權重新歸還高校。政府作為主辦者，退出高校的微觀管理。其次，在高校建立現代大學制度。這是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類似的制度。
廣州日報：現在高等教育的現狀和環境都有了很大不同。如果要繼續進行教育體制改革，現階段我們有什么優勢和利好因素？在改革難度上，和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又有何差異呢？
楊東平：我覺得，現在我們的教育改革處在一個好的轉折點上，尤其是我們的科學發展觀已經奠定。為什么這么說？因為我們有兩個好的教育大環境。在過去幾十年的歷程里，高等教育完成規模擴張，高等教育資源的供求關系與十年前比進入大為寬松的時期，更有條件追求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學齡兒童數量減少，有數據顯示，明年開始上大學的適齡人口數量將“回落”，到2015年大學甚至要面臨生員不足的問題。
不過，下一步的改革阻力也不小。對于什么是好的教育、怎么樣來改革，大家還存在意見分歧，目標還不是很明確，需要在高教領域來一場思想大解放。
另外，對于下一步的高等教育改革，我希望有更多的社會公眾參與。現在，公眾力量在教育領域的作用開始“發酵”：最明顯的是媒體參與，很多教育改革是在媒體報道引發的大眾關注下發軔的；同時，“兩會”議政機制已逐漸成為教育改革的“論壇”和交鋒場所，顯著的例子是“農村免費義務教育”制度，該制度就是在每年“兩會”代表委員的熱議下逐步成形，并由上而下實行的；另外，民間組織的參與，他們發出的呼聲越來越受關注。
還有一點可能并不為人關注，那就是企業對于教育改革的介入。事實上，企業的意見不容忽視，作為用人單位，企業是人才消費者，對“產品”的質量擁有發言權。但是近幾年企業參與影響教育改革的力量很薄弱，我希望有更多企業將促進教育創新作為企業責任的一部分。
發達國家的私立大學比重至少達到30%。沒有一個國家能包辦高等教育，這是一個通例
廣州日報：自從1999年高校擴招后，有人說高校招生規模迅速擴大必然導致教學質量滑坡，更有人將之稱為教育現代化進程中的“大躍進”，并將近年大學生就業難歸咎于此。您怎么看？
楊東平：毫無疑問，高校擴張是合理也是必須的，但在實際操作上速度和幅度都有點過大了。如果采用一種更理性的姿態進行，后來的很多問題都可以避免。
從高校來看，迅猛擴招后高校陷入集約型狀態，學校難堪重負，可以說教育的原有生態被改變了。現在大家爭議的焦點在：教育質量存在下滑，大學生水平大不如前等。
就前者而言，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已有清醒認識，給規模擴張“剎車”，要求高校回到內涵建設的道路上。近兩年出現的高校本科教學評估，目的之一也是促進高校提升本科教學。然而教學評估卻有著“一刀切”的硬傷。事實上，對老大學沒必要去興師動眾地評價，而新大學在很多指標上因為無法達標而弄虛作假。現在教育部門也在對本科教學評估作反思，以制訂下一輪的評價模式。
而就高校負債問題，我認為涉及的是教育體制改革的另一層面，即所有制改革。擴招后政府資源不足，高校貸款辦學，債臺高壘。可以考慮將一定比例的公辦學校轉型，實行股份制或者社會所有制，將政府辦學的壓力轉為社會消化。在發達國家，私立大學比重至少達到30%以上。這在全世界是一個通例，沒有一個國家有力量包辦高等教育。
楊東平
1949年生。“自然之友”副會長，北京理工大學教授，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曾任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總策劃。
主要從事教育研究和文化研究。著有《通才教育論》、《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21世紀生存空間》、《最后的城墻》、《傾斜的金字塔》等；編有《教育：我們有話要說》、《大學精神》、《社會圓桌》等。
中山大學校長 黃達人
高校應該腳踏實地
切勿只求一時輝煌
文/圖 記者盧文潔
經過反復多次的誠懇相約，素來低調的中山大學校長黃達人才接受了本報記者采訪。黃達人說：“我覺得高校的發展應該是腳踏實地、厚積薄發，而不應去追求一時的‘輝煌’。我的看法是，大學不要成為輿論的中心，不要成為社會上‘說事’的對象，所以我認為我們學校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不要‘出經驗’。”
中大本身就是一個“縮影”
廣州日報：能否回顧一下中山大學在改革開放30年來不同時期的發展歷程？
黃達人：中國的高等教育走過了改革開放的30個年頭，我本人就是1978年從工廠考上浙大數學系的研究生，也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
上世紀70年代末高等教育恢復發展。1979年，中大復辦法律學系，由我國著名法學家端木正教授任首任系主任；1981年，復辦社會學系，由著名社會學家何肇發教授任系主任；1988年，復辦政治學與行政學系，由著名行政學家夏書章教授任系主任。這三位教授被大家敬稱為“三老”。而中山大學是國內最早復辦這三個學系的高校之一，可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縮影。
1979年改革開放伊始，中山大學就接待了中美建交后第一個到中國大陸訪問的學術代表團。1984年，中大南校區大禮堂——梁銶琚堂竣工，這是改革開放后內地第一所接受海外捐資并以捐贈者命名的校園建筑。上世紀90年代末，我到中山大學工作，當時學校發展急需拓展辦學空間，記得當時我還為此攀過樹枝，就是為了能看清一塊被圍墻圍住的土地。
廣州日報：又一年高考結束了。對于近年“廢止高考”之爭，貴校秉持何種看法？
黃達人：在目前國情下，尚未有一種更好的人才選拔方式可以替代高考，高考制度在短期內無法改變。我們能做的，是在現有條件下，對高考選才制度作一些嘗試性、有益的補充工作。也就是說，我們既堅持“陽光招生”，又根據學校情況進行“自主招生”，擇優選拔。
從去年開始，中大的“自主招生”分為A、B類資格。其中，B類資格候選人直接參加專家組“深度面試”，如果被認為是在創新實踐或學科專業方面表現突出的優秀學生，即便高考成績未達到重點線，也可被中大錄取。
而在研究生的選錄方式上，學校進一步擴大選才的自主性，中大將允許具備一定資格的教師，可以根據學生平時參與科研情況進行“點招”，即只要老師提名，在經過一定考核程序后，學生可以不必參加研究生入學考試。
擴招利用得好，也是機遇
廣州日報：中大在提升教學質量上將采取哪些措施？今后招生的取向怎樣？
黃達人：這幾年社會上一直在關注擴招的問題。隨著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不斷增大，廣東省委省政府向中大提出了擴招的要求。中山大學是喝珠江水長大的，我們必須對得起廣東人民，必須要努力完成這個擴招的任務。
不過，這些年雖然中大在粵的招生規模擴大了，但是生源質量并沒有下降。顯示在錄取分數上，這幾年我們在廣東招生的錄取平均分逐年上升，高分段人數占錄取總人數的比例也有所攀升，如果將擴招問題處理得好，這也許是中大發展的一個機遇。正是出于這種考慮，學校提出了“善待學生”的核心理念，并全面實施教師職務聘任制。
黃達人
1945年生，浙江象山人。畢業于浙江大學數學系，后留校任教。1998年11月調任中山大學常務副校長。1999年8月至今任中山大學校長。
曾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獎二等獎、浙江省教學成果獎一等獎等，被評為“有突出貢獻的中國碩士”、“全國優秀教師”。
如今，教育體制改革怎么改？首先政府職能要轉變，在高等教育領域，應當將辦學自主權重新歸還高校。政府作為主辦者，退出高校的微觀管理。
——楊東平
我一往情深地追求改革，自認是最虔誠的改革者。即使是在被免職后的20年中，仍未停止對教育改革的思考、研究和探索。 ——劉道玉
我覺得高校的發展應該是腳踏實地。大學不要成為輿論的中心。中山大學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不要“出經驗”。
——黃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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