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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標題：對話兩院院士王越：教授不能只做科研不教書育人

原文鏈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644429

　　4月底的一個清晨，陽光打在北京理工大學信息科學實驗樓的玻璃窗上，折射回耀眼的光圈。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王越身著黑色棉夾克，內套淺藍薄襯衫，在實驗樓的辦公室里與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如約相見。

　　“您頭發幾乎還全黑！”“哈哈，有點兒白的，基本還是黑的。”這位4月初剛過完87歲生日的老人依然精神奕奕。

　　從9點到近12點，兩個多小時的采訪沒有間斷，他從愛因斯坦談到羅素，從老子的“道者反之用”聊到信息的安全與對抗，從回憶早年的北理工改革談到如今的破“五唯”人才評價。席間拿起水杯抱在懷里，卻忘記喝下一口，話語連珠。

　　沒有高高在上的距離感，面前這位時而遞出笑聲的老先生是中國的34位兩院院士之一，雷達與通信領域的專家。在百廢待興的年代，他參加了中國軍用信息技術從白手起家到蓬勃發展，其間在中國第一臺火控雷達301系統等軍事電子系統試制、生產、使用中作為一名骨干技術人員，多次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全國科學大會獎等科技殊榮。

　　他還是原北京理工大學校長、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1993年，王越先生離開中國兵器工業第二○六研究所來到北理工，率先申請在學校武器類專業中增設“信息對抗技術”專業，并親自給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課。

　　三尺講臺，26載，直至耄耋之年。前不久，他剛剛獲得“首都教育新聞人物獎”，獲獎詞寫道，其科研上助力國防事業、講臺上堅持教書育人。

　　載譽頗豐，他敞亮簡單的辦公室里卻難尋一張獎章或一座獎杯。

　　有學生說，王越先生的課“不但是一門專業課，更是一場人生講座”。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王越院士常常引經據典，他中西匯通，會用最簡單直白的話和最形象的例子把生澀的問題講出來， 

　　“我給你舉個例子”、“我再給你舉個例子”……他總是用這樣的句子抹平疑惑，極其耐心。

　　2018年，院士退休制度開始分批實行，工作了半個世紀，王越似乎終于可以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

　　“您還打算工作多久？”

　　“教書其實是一件挺有意思。身體撐得住，就一直教下去，我也有得益于師生共進。”王越先生又樂呵呵地說道。

　　【對話兩院院士王越】

　　“教授只做科研不講課，這不符合大學及教師培養人才根本性任務”

　　澎湃新聞：您最近在忙什么？還在給學生上課嗎？

　　王越：有。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都帶著的。本科生一個星期上一次，從晚上6點半開始，三節連堂中間不休息，為了學生們可以晚上早點下課。

　　我只上專業基礎課，打牢基礎很關鍵。現在變化很快的都是技術應用層面，重要學科的基礎理論發展變化較慢，但是很重要，也比較難學，它的內容是深層次的，規律發揮作用帶有深層次隱蔽性和科技嚴格性。

　　教課之外，我和信息領域里的幾個院士合作想在《中國科學》出一期中文專刊，有關信息安全領域的新進展和成果，進行交流討論。現在人們都愛看外國期刊， 中國科學我們也得支持和發展，而且外國期刊也有它不高明的地方，如一些老舊的概念還沒有及時更新，新原理結合應用發展嚴重脫節落后。

　　澎湃新聞：為什么您還在堅持上課？現在我們看到一些“教授遠離講臺”的現象。

　　王越：應該沒有不講課的教授。中國前一陣子有些教授只做科研不講課，這根本不對。做科研拉項目，有一些經濟效益，甚至他的團隊中間也有一些好處，但教師的職責是立德樹人，讓學生有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工作創新能力，老師不能過分注重個人利益。

　　而且教書其實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比如博士生做論文，遇到困難，你支持他，幫助化解矛盾完成論文，他就很高興。而且學生們反過來也會關心支持你。今年年初我愛人突然去世，告別儀式只有一個小時，有的學生還專門乘飛機回來參加，表達對我的關心！

　　澎湃新聞：我們了解到，您是1993年從中國兵器工業第二○六研究所轉到北理工任校長，至此開始了教育生涯。當時是怎樣的契機？

　　王越：1993年已經開始有211工程，北理工歷年來都是國家重點建設大學，主管部委希望北理能爭取進入211行列，當時學校主要領導換屆，就把我從所里調過來當校長，希望我能整合全校力量為爭取進入211建設而努力，當時跟我談話，只給我三天時間考慮，我認為進入211工程項目對國家、對北理工都是好事應努力爭取，就同意調動。

　　澎湃新聞：高校和科研院所面對的人群和要處理的事情都不一樣，您上任后做了哪些改革？

　　王越：進校后，我的第一個責任就是怎么整合全校，不把方向找準就是瞎忙活。一開始底下傳出說我要帶班子來學校，我上來第一句話跟全體教師說，我沒有這意愿，各人在崗位上繼續工作。第二句話就是，我們要全力地準備，要爭取我校進入211建設項目，這是大方向。

　　當時還有說法，大學要為經濟服務，大學辦成公司企業的風氣很重。大學是要為經濟服務，但是更主要的是大學是培養人才的核心基地，搞企業掙點錢對一個大學幾百年持續發展，這是次要的問題。最重要問題是素質，做人，對國家為社會有所作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那時候，學院（系）辦公司虧了推給學校，贏利給自己（包括“亂擔保”），法院就找我（我是法人代表），因此我就明確宣布，各學院各系辦的公司，我一律不支持，制止了“亂辦公司”風！

　　澎湃新聞：除了任校長整體管理學校，您還給學生在學校兵器類專業中開設“信息對抗技術”專業，給學生上課。當時為什么會想到開設新專業給學生？

　　王越：1996、1997年開始準備建“信息對抗技術”專業，教育部批下來是1998年，之后就可以招本科生了，同時也包括研究生。

　　那時候之所以在兵器類專業中開設這個專業，還因為國家規定很明確，國防現代化是以信息化帶動國防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是工業信息化，帶動工業化。部隊的建設是以信息化帶動部隊的現代化。所以“信息化”是一個發展的大趨勢。我們就申請了信息安全的專業。在全國兵器類開設這個專業，我們學校是第一個。 

　　澎湃新聞：作為率先開此專業的學校，您怎么把較為晦澀復雜的“信息對抗技術”給學生們講清楚講明白？

　　王越：問題越復雜越能激起學生的好奇心，好奇心是學生想深層次學習的動力。另外，復雜的問題往往有高層次的美，它有技術、科學、精確表達的美。又比如布朗運動、波爾茲曼從微觀角度提出熵的公式還有熱力學概率，用幾個簡單的符號涵蓋出事物的運動狀態，概念很深刻，無處不在。我們要慢慢引導學生體會、發現這種深層次、規律性、普適性的美。

　　“我以前不是個好學生”

　　澎湃新聞：您出生時正值日寇侵華，當時您是怎樣求學的？

　　王越：1937年左右，我5歲，跟著家人從江蘇到了天津。當時天津淪陷了，但仍然可以在租界里的學校上課。

　　我們耀華中學的校長趙天麟（后被追認為烈士）很讓人佩服，他是哈佛博士，還當過北洋大學的校長。日本想要推行奴化教育，要求學校改用“中日友善大東亞共榮”課本，我們趙校長堅決抵制，堅決不改。

　　日本拿他沒辦法，就派人在他家到學校必經的路上埋伏，暗殺。全校師生強烈反對抵制“中日友善大東亞共榮”課本。后來，新上任的校長就頂不住了，不得不換課本，上日語課。但我和大多數同學一樣不學日語，你看，上了五年日語課，日語假名都記不全！

　　澎湃新聞：什么時候情況得到好轉？

　　王越：到1943年底，我們家開始能吃粗糧了，當時我們家四個兄弟姐妹搶著吃，我母親說了一句話：別搶，以后你們會吃夠。之后日本軍隊又開始挨家挨戶收銅筆套等，各家只留下一口鐵鍋，我們就感覺到鋼銅都開始緊張，日本快完蛋了。但是日本軍隊又控制了廣播，短波給你切斷了之后，就得不到大后方的信息，都不知外面世界的情況。

　　好在我父親有一個朋友，他家里的短波收音機波段沒被封死。父親由他家得知日本在太平洋、從中途島等戰役，一個個都敗了。日本快敗了，我們全家人振奮不已！

　　因此覺得無線電真偉大，在這個困難的時候給人以希望，就對通訊這方面產生了興趣。但我在天津上學的時候，我不是好學生，對日本壓迫仇恨錯誤地轉移到學習上。

　　澎湃新聞：為什么說自己不是好學生？

　　王越：我不怎么好好聽課，有一次幾乎快留級了。 

　　我母親還是挺有魄力，在我15歲的時候把我一個人送到上海去求學，讓在大學學習很好的表哥表姐們影響我。在走的前一天，我父親在房間里問我母親，所以你就要這么把他送出去？我母親反問一句，你說有什么辦法？我父親就只好這樣做了。 

　　當時京浦鐵路炸斷了，1947年仍沒修復，我從天津到上海就只能坐船。船比火車慢得多，風浪一打，船晃得厲害，幾乎都暈船，這樣坐了差不多四五天才到。

　　澎湃新聞：獨自求學對您影響很大吧？坐在船上的時候，您在想什么呢？

　　王越：反正就非常想家。但經過這一次之后，我在高中就好好上完了三年。在上海的中學里，上課除了語文課，其他物理、化學、數學、歷史幾乎全用英文，開頭基本上都聽不懂，完全靠自己發奮把學習提起來。 

　　“不能讓學術造假泛濫”

　　澎湃新聞：您曾經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最近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學術不端，學位論文造假的問題，您怎么看？

　　王越：作弊自古以來就有，但是要不斷抑制，就跟貪污一樣，有“貪”必“反”。今天發現一些學術不端的問題，以前可能查地不怎么嚴，查重查抄之類的手段不斷提高，有力地支持發現處理學術不端問題，貴在養成嚴肅處理學術不端的社會風氣。

　　中國研究生的基數全世界最大，我們最主要的是要把這些學生，后繼力量培養起來，但是這里肯定國家有要求，有激勵政策，要求越高，矛盾就會非常激烈地表現，這是正常。但是在不斷地克服，不能讓它泛濫阻礙發展。

　　澎湃新聞：作為院士，您怎么看待在人才評價制度上，近期掀起的清除“五唯”（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行動？ 

　　王越：我們以前的評價標準太單一了，論文基本都看SCI這個是不對的。有的專業的培養目標，不光是寫論文。比如，醫生光寫論文，病人治不好，醫患矛盾更大。我們不能光講理論，還要看應用和實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