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境報】北理工人文學院崔建霞教授：從環境權利到環境義務
發布日期：2015-11-16 供稿：中國環境報 編輯：新聞中心 趙琳 閱讀次數：
“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形成政府、企業、公眾共治的環境治理體系，培養公民環境意識。當前公眾環境權利意識越來越強烈，呼吁環境問題的早日解決，但具體到個體時，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行為仍然存在。我們想知道，我國公眾環境意識處于什么發展階段？環境權利與義務是怎樣的關系？環境義務的邊界是什么？怎樣推動環境義務履行？
崔建霞，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博士。多年從事環境哲學研究，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環境正義研究”，出版學術專著《公民環境教育新論》。講授哲學、美學、倫理學，主講課程《哲學思維與美善人生》入選北京高校優質課程資源共享聯盟。
對話人：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崔建霞
采訪人：本報記者黃婷婷
我國環境意識處于什么發展階段？
■處于主張環境權利的階段，對環境義務缺乏深刻的認知
中國環境報：現在公眾的環境權利意識越來越強烈，希望環境問題能早日解決。但一些鄰避項目建設時很多人都會說別建在我家后院，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行為仍然存在。怎樣解釋這種現象？是否意味著公眾善于強調環境權利而怠于履行環境義務？當前我國公眾環境意識和行為處于什么階段？
崔建霞：當前我國公眾仍處于主張環境權利的階段，公眾越來越有環境權利意識，但對環境義務還沒有建立起深刻認知。從整個世界來看，這也是環境運動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20世紀可以說就是一個主張權利的世紀。西方也經歷了從最開始鄰避項目“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到逐漸“不要建在所有人的后院”的環境意識擴展過程，從主張自我權利向關切他人權利過渡。目前，我國公眾主要處于主張自我環境權利即“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階段，具體表現為每一個人都譴責環境不公正，但針對自己時，又都想讓別人承擔不公正，而自己享有公正。
環境保護部2013年《全國生態文明意識調查研究報告》等研究顯示，中國公眾對環境保護呈現出高認同、低認知、踐行度不夠 ，知行存在反差的特點。這一現狀說明，公眾在某種程度上沒有意識到在環境保護的滾滾大潮中自己既是觀眾也是演員。每個人既是環保舞臺的演員，是環保的主角，要承擔責任和義務，同時作為觀眾或旁觀者，也要從他人的環保行為中借鑒經驗，并監督別人履行環境義務。
長期以來，我國公眾環境保護意識的特點是對政府的依賴性比較強，環境保護呈現自上而下的助推模式。而西方國家環境保護路徑是自下而上的，先是公眾發現環境問題，有了環境意識的認知，興起了環境運動，然后推動政府部門建章立制，加強環境管理。在這種模式之下，公民環境義務意識易于在個體實踐中形成并得到強化。而我們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個體民眾參與環境保護的自主性與義務感停留在等待與依賴的狀態，就像孩子對家長一樣，依賴性強了，實踐的機會少了，孩子自身的內在作用發揮不出來，責任意識也建立不起來。
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提出，推動形成自上向下和自下向上相結合的全社會共治模式，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從大格局上確定調動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將為公眾的參與實踐起到引領和保駕護航的作用。社會共治模式有兩個方向，一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管制，二是自下而上的民眾動員，兩種力量相向而行，交匯融合成一種巨大的合力，推動環境保護目標的最終實現。
環境權利和義務是什么關系？
■在特定的時期環境權利訴求可能是主要方面，但不意味著可以不履行環境義務
中國環境報：當前我國已經從法律和政策層面對公眾的環境權益進行保護，包括知情權、參與權等。環境權利與義務是否應該是對等的？公民應該有哪些環境義務？理論依據是什么？
崔建霞：包括德國哲學家馬克思、美國政治學家羅爾斯在內的很多思想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一個共識，即一個具有合理性的社會，一定是權利與義務統一的社會。不能有無權利的義務，也不能有無義務的權利；不能享有較多權利而承擔較少義務，也不能承擔較多義務而享有較少權利；權利與義務之間不能不統一。可以說，權利與義務的均衡體現了公平正義的價值訴求，或者說，權利與義務的均衡就是公平正義。正是這種公平正義的價值訴求，反過來要求社會的每一個民眾，將自己的環境理念及環境行為規約在權利與義務的天平上。沒有哪一個社會崇尚人只要權利不要義務，也沒有哪一種制度主張人只承擔義務而不必享受權利。
公眾應該有哪些環境義務，要具體到不同的地域和行業，環境問題的特點是不一樣的，很難從具體層面界定整體的環境義務。但從問題的根本上看，環境義務不外乎兩大類：一是是否以不損害的方式對待你所踏足的自然與我們生活的環境，也就是你的生態足跡怎樣。二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為人所忽略的一點，就是在保護自然與生活的環境時，你是否只保護了與自己相關的自然和生活環境，而把環境負擔、環境風險、環境損害轉移給了別人。比如把自己的家收拾得非常干凈而把垃圾倒在別人的門前，在世界范圍內存在的把窮人的耕地變成富人的生態保護區，而忽略窮人的生計問題等。環境保護行為是否關注了人與人之間的正義關系日益成為環境義務的另一個重要維度。
中國環境報：有一部分人認為現在污染很嚴重，我的環境權利還沒有完全得到保障，我就可以不履行義務。
崔建霞：權利的全方位實現需要一個持續的過程，而義務的履行卻可以隨時隨地完成。在一個特定的發展階段，主張環境權利或維權可能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這并不意味著就可以不履行或免除環境義務。之所以叫義務，就是即使不愿做也必須做的職責。無論從環保發展大勢來說，還是從作為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的雙重內涵來講，必然要從環境權利轉向環境義務，或者說實現環境權利與環境義務之間的對等與均衡。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動態地走向統一，這才是比較好的狀態。
中國環境報：環境義務的邊界是什么？什么樣的義務必須履行？舉個例子，北京市能否基于防治霧霾的全體公民權益而強制單雙號限行？可否強制要求購買電動汽車？這是否又是對公民其他權益的損害？這種矛盾怎么解決？
崔建霞：基本義務有很多種，比如孝敬父母、誠實、公正、敬業、愛國等。在正常的情境下，只要正常履行就可以了。但在很多緊急的非正常情況下，義務之間會產生嚴重的沖突。比如，作為孝子，要照顧生病的父母，但這個孝子又是軍人，作為戰士必須立即奔赴前線，此時，為父母盡孝的義務與為國盡忠的義務產生了劇烈沖突。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按照由大到小、由急到緩的規則對義務的重要性進行排序。大敵當前，為國盡忠的義務就大于為父母盡孝的義務。平時我們所說的道德沖突和道德困境，就是指這種情境下的義務順序的不清晰造成的。一旦我們明確了義務的輕與重，就自然會知道怎樣處理這種困境。所以，一個道德原則運用到具體的情境中，會出現不同的側重。
北京市能否基于防治霧霾的全體公民權益而強制單雙號限行及購買電動汽車問題，也涉及權利之間的沖突和義務之間的博弈。基于正常的不存在堵車和嚴重污染的情境下，買車的自由和上路開車的自主體現了一種權利平等。但現在大家討論限行的問題，就不是指上述的正常情境，而是在非正常的且緊急的情境下怎么辦的問題，這或許也需要依據義務的重要性進行排序。路權的分配也是資源的分配，它與其他社會資源、機會、權利的分配一樣，其分配規則除了確立一個根本規則之外，還應是具有輔助規則的一個多元的規則體系。
怎樣推動環境義務履行？
■樹立生態整體意識，建立開放式環境教育模式
中國環境報：推動環境義務履行的總體思路應該是什么樣的？
崔建霞：前面提到，我們要構建全民參與環境保護行動格局，推動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社會共治模式。我個人認為，這種模式內含著環境權利和環境義務的雙重維度，或者說更應從環境義務的角度去理解。
從自上而下的國家層面來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強調百姓的環境權，從“頂天”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保障百姓環境權利的“立地”實現。如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揭示了生態與民生的關系，抓生態就是抓民生、改善生態就是改善民生的執政理念；還有建立生態文明建設責任追究制度，對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后果的領導干部進行終身追責。這些思想體現出人民主體地位在環保領域的具體化，揭示出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持久戰中，人民群眾是權利的主體，政府是責任主體，各級地方政府對轄區環境保護負有主體責任。這些都展現出政府對環境保護的義務和保障公眾環境權利的責任。
政府管制強調了政府的環境保護義務和對民眾環境權利的關注。作為社會共治模式的另一個力量，自下而上的民眾動員，其環境義務的意識建立和履行也是題中應有之意。自下而上的民眾動員，就是在環保問題上堅持從群眾中來的群眾路線，就是堅持人民環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需要向民眾傳達一種信息，作為個體不僅是權利的享有者，而且是義務的履行者。但現在我們講促進公眾參與，更多地是從公眾的參與權、知情權、監督權的角度，強調政府保障公眾的權利。無論從參與的規模還是義務意識的培養，都不容易做到最大化。我認為，公眾參與的另一個重要維度應是全體民眾在自己的工作和個體生活實踐中，在身邊、在家鄉、在自己的生態足跡達到的任何地方，自覺自愿地履行環境義務。
中國環境報：有了環境義務的意識之后，具體靠哪些抓手來推動？重點是什么？
崔建霞：從宣教角度來說，就是建立開放式的環境教育模式，培養公眾樹立相互聯系的生態整體意識，在生態問題上堅持相互聯系的辯證法。具體體現為兩點：一是以不損害的方式對待自然環境；二是在保護自然環境時以不損害的方式對待他人，對人與自然背后的人與人之間的正義關系給予關注，這兩點的結合就是生態整體意識。比如，有人很有錢，在餐館點很多菜吃不了也不打包。我們傳統的教育方法是告之“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就到此為止了。點很多的菜，花自己很多的錢，不行嗎？不行！浪費的不是你自己的錢，而是地球資源，世界上還有很多人沒飯吃，你占用了他們的資源。錢屬于自己，但資源是全社會的、全世界的，因此，這種行為是不正義的。
我常常講另一個例子，我國作家余秋雨在德國租房子，第五天打碎了房東老太太一個杯子，老人說不值錢、沒關系。但當老人知道作家把碎玻璃和其他垃圾掃入垃圾袋里放在了外面時，說明天你可以搬出去了，因為你心中沒有別人。 老人把裝好的垃圾倒出來重新分類，把玻璃杯碎片裝入一個垃圾袋用筆寫上：里面是玻璃杯碎片，危險。然后把其他垃圾裝入另一垃圾袋里，寫上：安全。由此可以看出，有些時候我們的環境行為不到位，并不是沒有環境意識，而是缺乏相互聯系的整體環境意識，不知道怎么辦才是對的。因此，在保護自然環境時以不損害的方式對待他人，應成為環境保護的落點，這就是一個從始點出發貫穿全過程的生態整體意識，因為人也是生物圈的一員。
環境宣教是重要的，但教育不是萬能的，還要依靠法律的途徑為道德教育保駕護航。法律和道德同為重要的社會規范，在社會有序化的形成中其價值追求是同向的。道德約束人的內心，這種約束是軟性的；法律約束人的行為，這種約束是剛性的，法律的懲戒也是一種教育。
中國環境報：我們需要多少時間可以達到現在西方公眾環境意識的水平，實現知行合一？
崔建霞：無論從調研報告，還是從身邊的事實，有一個點是公認的：我國公眾的環境意識和環境行為較10年前有了很大改觀。這種變化像水滴石穿，像春風化雨，像潤物無聲，每一步似乎都不見什么大的動靜，然而匯集起來就顯現了效果。用歷史的大尺度衡量，公眾環境素養（意識+行動）大的走勢、大的方向是進步的，這種進步的走勢呈現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這是一切事物的運行規律，不單單是環保領域。知行脫節、知行存在反差這個狀況還將繼續持續下去，也是正常的。因為，從制定法律到培養人們的法律信仰需要一個過程；從接受一種環保理念到轉變成環境行為也需要一個過程。西方人的環境意識也是逐步提高的，美國的環境運動開始于上世紀70年代，但到上世紀90年代還處于“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階段，環境關切的深化和擴展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們有理由樂觀地預期，公眾的環境意識在這10年會有一個大的跨越，這一判斷基于以下3點：第一，我們有重義務及整體利益的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強調整體利益重于個人利益，義務重于權利。這些都已經滲入民眾的血液，“家國一體”早已成為我們的文化基因。第二，生態文明已經成為我國的國家戰略，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制度建設，已成為引領公眾環境意識提升的時代火炬。第三，北京APEC藍等空氣質量保障行動，意義深遠，讓每一個人感同身受地明白了導致霧霾的原因，每一個人似乎都在原因之中，每一個人都受結果的影響。這些推動著公眾對自己的環境行為方式進行或深或淺的反思，經過沉淀、發酵，最后助推環境素養由意識向行為轉化，由主動訴求權利轉向注重義務的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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